柯达与乐凯合资的真正目的是


1亿美元阻止富士20年



　　　“柯达和乐凯（今后）在任何方面跟富士进行竞争，都将取得成功。”
———柯达董事会主席兼CEO邓凯达

　　传闻已久的乐凯合资终于水落石出。一直脚踏两只船的中国感光业“公主”最终选择了柯达。10月23日，乐凯和柯达向外界宣布他们联姻的消息。柯达以约1亿美元现金加上其他资产，收购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20％的股份。
　　在柯达上下一片兴高采烈之际，有业内人士却对柯达此举提出了质疑。

疑问一：1亿美元买了不到3000万美元，为什么？
　　付出了接近1亿美元的现金投入，以及多项对竞争对手胶片生产技术的扶持，得到的却不过是乐凯20%的股权。按净资产值折算，乐凯20%的股权不到3000万美元。在柯达全力转型数码领域之时，此举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对此，柯达全球主席兼CEO邓凯达在回应记者提问时称，参股中国知名且赢利状况良好的上市公司乐凯，柯达可以每年获得不菲的股息，以及向乐凯公司技术转让的不菲技术费用收入。邓凯达还称，乐凯与柯达各有优势，柯达可以通过乐凯在西部及二三线市场实现业绩增长。
　　但业内人士却对邓凯达的说法不以为然。以乐凯目前的经营状况，假设一年有1亿元的净利润，柯达按20%的股份分红，一年不过区区2000万元人民币，折合不足300万美元，这显然不是柯达所图。
　　而且，由于柯达只获得了乐凯20％的股份，此举并不足以消除二者事实上仍存在的竞争关系。因此，二者不可能在销售渠道方面实现共享。以柯达的实力，也无需此举。
　　但柯达的诚心却显而易见。此次双方合资，基本上是按照乐凯的游戏规则进行。乐凯对外合作的“三原则”——保证乐凯品牌、控股权和自主经营权，都得到了来自柯达方面的尊重。
　　这让众多业内外人士不可理解。本刊曾发表过一篇名为《乐凯还值钱吗》的文章。文章称，由于胶卷市场竞争激烈，又兼有数码相机的普及对传统胶片业的巨大冲击，近几年来，乐凯的净利润一路下滑。2000年，乐凯胶片的净利润是2.1亿元，2001年的净利润为1.39亿元，2002年更是下挫至1.24亿元。今年上半年，乐凯胶片只实现净利润4846万元，比去年同期又下降33％。此外，当柯达、富士、爱克发、柯尼卡都纷纷向数码影像转型时，乐凯作为不多。事实上，与几年前相比，乐凯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无论是柯达或是富士，仍要与越来越不值钱的乐凯合资，显然是另有所图。
　　
疑问二：与全球战略相悖，为什么？
　　目前，同在中国成功与乐凯合资后的风光相比，柯达在美国的日子可就不太好过了。
　　尽管柯达在中国市场步步领先，但柯达今年第二财政年度的业绩明显不如富士。柯达公司二季度利润约为1.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锐减约60%左右。富士公司表现明显出色许多，其财政年度第一财季（2003年4月1日-2003年6月30日）报告显示，净利润为233亿元（约合1.9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4%。
　　不久前，柯达公布了其第三季财务报告，公司在净利润方面继续下跌，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3％。业内人士认为，柯达公司利润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胶片市场已经风光不再，而柯达在数码业务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包括富士在内的众多公司。为了转型，柯达公司CEO提出了一个被华尔街视为激进的计划：斥资30亿美元，重点用于数码技术领域。
　　据道·琼斯报道，一批机构投资者正在极力游说柯达放弃这一计划，甚至打算撤换现在的管理层。在此背景之下，柯达在中国参股一家传统的胶片生产厂商，显然与它的新战略相悖。
　　但柯达的理由显然也是充分的：在江河日下的胶片业市场，有着强劲增涨势头的中国更是有着不容忽视的市场地位。据了解，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柯达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目前柯达已据有中国胶片市场半壁江山，如果再能控股中国最大的胶片厂商，则将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
　　其实，柯达在1996年就做过这种尝试，但未获成功。事后柯达曾发出豪言壮语：从1997年起，在5年内投入中国市场15亿美元，不求短期回报，只求挤垮乐凯，进而打败富士，从而长期独霸中国胶卷市场。
　　数年下来，柯达尽管在中国胶卷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它也看到独霸中国市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乐凯和富士的市场份额加在一块，足以对它产生强有力的冲击。
　　“柯达愿意俯身低就，也许它的本意并非是一定要得到乐凯，而是它不能败给虎视眈眈的富士。”业内人士分析说。因为富士一旦与乐凯联手，两方市场份额将基本接近柯达。柯达要想在中国市场上攻城拔寨，势必要大费周章。
　　既然不能分而治之，柯达的上策当然是掌握主动，率先与乐凯合作，这样就断了富士与乐凯之念。如果单从回报角度而言，柯达在与乐凯合资后，未必指望后者能给自身带来巨大回报。
　　
答案：为了20年的新封锁
　　1998年，柯达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感光行业全行业合资协议。依照协议，柯达吞掉了除乐凯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中国感光行业企业。正是在这一协议的帮助下，在2001年“98协议”到期时，柯达已占领了中国胶卷一半的市场。
　　专家称，柯达的本土化战略，是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早在“98协议”终止后，就有分析家指出，长于公关的柯达公司又会找到某种方式与中国联结，而与政府形成的融洽关系也奠定它又取得某些优势的可能。
　　柯达公司董事会主席兼CEO邓凯达承认，这次与乐凯的合作是“98协议”的一种延续。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与乐凯成功签下20年的战略伙伴关系合同，实际上是柯达在“98协议”后对竞争对手们形成的新封锁。因为在2001年“98协议”到期后，富士、爱克发、柯尼卡等对手正在作种种努力以图在中国卷土重来。
　　而在众多业内人士看来，柯达此举与其说是与乐凯共创未来，不如说是从战略上阻止富士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2001年2月，媒体就传出乐凯要与富士合资的消息。今年6月底，富士乐凯合资事宜再次成为热点新闻，消息灵通人士甚至称，双方将在7月中旬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界正式宣布。2003年7月份，柯达全球副总裁叶莺从美国直飞乐凯，并宣称，“一颗棋子能扳回全局”。
　　柯达的高度重视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但细想之后，又合乎情理之中。业内人士称，在合资角逐中失利，可能让富士的中国之路由此变得苍茫起来。
　　本来，富士因“98协议”而失去的已十分明显：老对手柯达在中国的业务以8%－10%的速度增长，富士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却从70%一路下滑到25%左右；几年来，富士数次与中国企业合作建立分装厂，企图突破柯达的政策优势，但都因柯达投诉而枉费心机。更为要命的是，柯达与许多行业结成了联盟，在上海、无锡、厦门、汕头等地区形成了相机、胶卷、相纸、冲印套药及医疗X光片等全线产品的产业链，布好了再次冲锋的阵势。
　　如今，柯达加上乐凯，两者的市场份额合计超过国内胶卷份额的70%以上，实力非富士所能相比。中国胶片行业从原来的“柯达(黄)、富士(绿)、乐凯(红)”之争，已经演变为两大阵营的互搏。而且，目前国内除了乐凯外，已基本上没有独立发展的胶片生产企业，富士在华发展也许只能走独资设厂的路子。但是，国家对外商在感光行业的投资审批十分严格，富士能否如愿还不得而知。
　　一位刚刚离开富士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柯达此举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在胶卷行业形成高程度垄断，首先，柯达通过与乐凯合作，等于是堵死了富士与乐凯合作的机会。目前，柯达在中国胶卷业的市场份额约为50％-60％，富士为15％-20%。由于富士目前在中国只有在苏州生产数码相机的厂，并没有生产胶卷的厂，而柯达、柯尼卡、爱克发等都有自己的胶卷厂，这对富士极为不利。因此，柯达付出再高的代价也愿意，为的就是对付富士这个柯达在中国最强的对手。
　　尽管从世界范围来看，胶卷市场发展速度减缓，但中国胶卷市场依然高速发展。中国胶卷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但仍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
　　目前在欧美发达国家，胶卷年消费量是人均4至5卷，而中国一个家庭的年消费量才不到0.1卷。事实上，2002年，中国胶卷市场仍实现了8%-9%的增长，预期今后几年仍将保持增长，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胶卷市场，而美国和西欧去年的增长情况分别是-10%和-11%。富士公司在谈到乐凯与柯达的合资时也不得不承认，现在，虽然中国的数码相机销售市场呈逐年倍增的趋势，但传统相机和传统胶卷在国内依然有很大潜力。如此巨大的市场潜力，柯达当然不会放弃。做大市场蛋糕并主宰市场，是柯达当前的必由之路。
　　在合资新闻发布会上，柯达公司董事会主席兼CEO邓凯达称，柯达将承诺不断提升中国影像行业的技术水平及扩大中国影像市场，而这一点的潜台词是，柯达将通过此次合作在20年内把竞争对手排除在与中国惟一的民族品牌——乐凯的合作之外。
　　柯达此次与乐凯的合资还将从渠道上全面打压富士，此举极可能让柯达在未来的中国数码市场之争中取得有利位置。
　　由于“98协议”，富士对华感光行业的投资在1998年至2001年间被限制，柯达在华的冲印店现达到8600家，而富士还保持着5年前3000多家的水平。合资后，柯达乐凯的冲印店超过10000家。一旦市场全面向数码转型，这上万家冲印店能让柯达的数码技术及产品迅速遍布中国的每个角落。
　　“希望到2004年，能有40%的业务量来自数码领域。”早在2002年，柯达中国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尽管富士公司宣称，“今后，富士将立足于发展具有尖端技术强势，可同时满足数码照片以及传统照片冲印需求的数码影像服务。”这意味着富士将加强在数码业务特别是激光数码冲印设备“魔术手”方面的攻势，利用这一强势项目对柯达的中国攻势予以反击。但是，柯达通过这次合资再次把市场竞争中不可或缺的渠道之剑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继续控制胶卷市场20年，并在数码市场的竞争中掌握着渠道的主动，柯达此举可谓一石多鸟。”业内人士这样分析柯达与乐凯的合资。
　　柯达此举对巩固在中国胶卷市场的垄断地位是有利的，起码在未来20年内看不到富士在胶卷市场突围的空间和方式。但是，此举是否能阻止富士在数码领域的强劲势头，却是个未知数。早在2001年，富士就看到了自己在胶卷市场的劣势，并看到了未来数码市场的巨大空间。2001年4月，富士在上海设立了富士（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正式进军中国数码产品市场。据富士（中国）市场部负责人说，富士的数码产品目前在中国市场排名居前三位，已实现数码相机“中国产中国销”。
　　2002年时富士就称要在3年内投资5000万元开1000家富士数码激光冲印店，3年后富士在数码冲印市场的占有率将提升至40%，成为市场盟主。目前，富士数码激光冲印店已在全国主要城市落地生根。
　　相对富士，柯达因其在传统影像市场的优势，使得它在向数码领域进军时犹豫不决，以至于在去年才把业务重心转向数码影像。柯达在胶卷市场的大肆扩张，使得它在更具潜力的数码领域落后了一步。
　　仅仅靠传统影像渠道，柯达能阻击富士的称王数码市场之路吗？

向旅游界学习：建立一个招聘黑名单

    “吾越有明一代，才人称徐文长、张陶庵，徐以奇警胜，先生以雄浑胜。”

    今天的人提到张岱，一般都说他是晚明小品文的集大成者，代表作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我有时拿着张岱的《石匮书》，便会想，张岱如果知道今人对他的印象，一定会摇头表示遗憾。

    张岱是一直想做班固和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家的。

    张岱，号陶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卒于康熙二十八（1689）。张家累世显宦，而且几代人都是学者，有治史的传统。张岱也把修史视为毕生使命，《琅嬛文集.征修明史檄》中说：“自幸吾先太史有志，思附谈、迁，遂使余小子，欲追彪、固”。

    张岱六岁时，他的舅曾称赞他是是当时的江淹。张岱成年正值明朝乱象毕集之时，所以志欲救亡图存。有记载称他“志在补天”。但令他想不到的是他参加科举考试竟未中。后来，批判科举应试制度和程朱理学是他一辈子的重要工作。后来他说：“有人于此，一习八股则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状不得不寒，肚肠不得不腐。”又说“举子应试，原无大抱负，止以呫哔之学迎合主司。即有大经济、大学问之人，每科之中不无一二，而其余入彀之辈，，非日暮途穷、奄奄待尽之辈，则书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以之济世利民，安邦定园，则亦奚赖焉?”（《石匮书.科目志》）。此后，张岱就尽心于史学与文艺了。

    《石匮书》及后集，是他是重要的史撰，开始于三十二岁，费时三十年始成。在此期间，历史巨变，国破家亡，但张岱仍以坚韧的毅力，完成这一巨著，有人称之为《明史记》。他自己曾说：“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成书之日，明已经灭亡，而书名《石匮书》恰与宋末郑所南的《铁函心史》相对，有忠于前朝，昭示来者之意。
    张岱后来曾任南明鲁王官，但迅速看出这个小朝庭没有希望，因此就在嵊县隐蔽起来。后来，南明还曾再次征召，但他终于没有去。鲁王破灭之后，张岱亲友多有殉国者。其友黄道周也就戮于南京。张岱此时也曾内心斗争，“每欲引决”，但正象他后来在《石匮书.义人列传》中吐露的：
    然余之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而为无益之死，故不死也。以死为无益而不死，则是不能死，而窃欲自附于能死之中；能不死，而更欲出于不能死之上。千磨万难，备受熟尝。十五年后之程婴，更难于十五年前之公孙朴臼；至正二十六年之谢枋得，更难于至正十九年之文天样也。
    他决定顽强生存下去，继续修撰史书，以效司马迁。

    顺治三年，他放弃绍兴故园，隐于嵊县西白山中。这段时间，他生活非常艰苦，曾作和陶渊明诸诗。其中说：“风雨凄然，午炊不继”，“瓶粟耻不继，乞食亦厚颜”。但他发誓不向清廷妥协，“岂无长安米，苟得非所钦”，此时，更害怕不能修完《石匮书》，“余生有几日，著书敢不勤”。
    在嵊县苦度一年后，张岱又徙居绍兴郊外项王里，后来才搬回绍兴城。但故园多已经被占，顺治六年，张岱卜居快园，在此一住二十余年。这时，他一家实际上已经变成贫困民户了，连张岱也必须参加劳动。他的晚年一直未曾摆脱贫困，却是他著述最丰的阶段。
    后人凭借他的风俗随笔《陶庵梦忆》，称他为“休闲学者”，是会享受的人。他确实好游历，交游甚广，其中有戏剧、音乐、绘画、书法、篆刻、园林、盆景、茶道、评书、治炉等各方面的人才。不过我总觉得他是属于擅长苦中作乐的人。研究者称，他与“王夫之一样，中国人身上所鲜有的长于‘韧性反抗’、敢于歌颂失败英雄等品德，在他身上表现的格外突出，并获得了某种耐人寻味的‘文化价值’意义。他所留下来的大量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和一生行事，为此做了最有利的说明。

    张岱在六十八岁时曾作《自为墓志铭》，可见其胸怀旷达。其中还说：“曾营生圹于项王里之鸡头山”。项王里在绍兴西南郊，相传为项羽年青避仇之地，后人于此立祠纪念。他也曾作《项王祠》诗二首，其中说：“天意存三户，兵书敌万人”，又说自己“我亦忧秦虐，藏形在越峥”。他晚年选中此地，可见仍是不忘匡复的。

    一直想写几个真正景仰的名士，但不敢动笔。这里先把一些先贤的事迹列在这里，不算最后的定稿。

    辛弃疾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的词自是精品，但他的人更是上品。

    辛弃疾是南宋人。跟北宋比起来，南宋的名士少的多，命运也悲壮的多。北宋的名士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安定、开明的社会。而生活在南宋的人们却是笼罩在复国和失国的悲壮气氛中时刻不得安宁的。因此，南宋的名士都是抱着“了却君王天下事”的壮志和“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无奈挣扎到生命最后的。

    辛弃疾是个山东汉子。他出生前13年，宋室遭逢"靖康之难"，中原被金人占领。辛弃疾祖父辛赞为家计所累，未能脱身南下，曾出仕于金，在亳州谯县为县令。但辛赞却不忘家国，经常带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并曾两次令其"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希望争取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

    绍兴三十一年(1161)夏秋间，金主完颜亮大举入侵，北方各族人民抗金武装纷纷起义。22岁的辛弃疾在济南南部山区聚众2000人，隶属耿京起义军，为掌书记。辛弃疾并力劝耿京"决策南向"，与南宋朝廷正规军配合，共同抗击金兵。绍兴三十二年正月，辛弃疾奉表归宋，经楚州到达建康(今南京市)，朝见宋高宗赵构，接洽南投事宜。辛弃疾被授承务郎。

    辛弃疾是会打仗的。历史记载，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辛弃疾于北归途中获悉义军首领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的消息，领50骑直趋山东，袭入5万众中，将张安国劫出金营，并号召耿京旧部反正。随后，长驱渡淮，押解张安国至建康斩首。辛弃疾因此名重一时，南宋最高统治者也大为惊异，委任江阴签判。从此，辛弃疾便留在南宋，希望实现其恢复中原的理想。

    但和所有的南宋名士一样，南归之后的辛弃疾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南归之初10年，辛弃疾对于恢复事业充满信心与希望，他官职低微，仍不断上书进献谋略。这些文章充分显示出辛弃疾经纶济世的非凡才能。南归之初，辛弃疾斗志高昂、豪气干云，曾歌唱："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鹏翼垂空"）但是，他的意见得不到采纳，他的进取计谋也得不到同情与支持。10年间，他只是在江阴通判、建康府通判以及司农主簿任上干些不关轻重的职务。

    乾道八年，辛弃疾出知滁州(今安徽滁县)，开始了南归后第二个十年的仕途生涯。十年期间，辛弃疾仍未被派往抗金前线，相反，却被委派去平定内乱。辛弃疾内心充满矛盾。他既不满意朝廷偃武修文，感叹"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又竭力为之效忠。既视民为寇，在他历任江西提点刑狱及湖北、湖南、江西各地安抚使时，对茶民、农民暴动进行坚决镇压;又曾奏进《论盗贼□子》，指出民之为盗，乃郡县官吏豪富盗贼为害所致，对于"田野之民"的苦痛寄予深切的同情。既希望"金印明年如斗大"（〔满江红〕"笳鼓归来"），有朝一日，转赴抗金前线；又早有"更乞鉴湖东"（〔水调歌头〕"我饮不须劝"）的思想准备。不过，在这第二个十年中，辛弃疾还是尽职尽忠，政绩卓著。乾道八年，在滁州办荒政，半年大见成效："自是流逋四来，商旅毕集，人情愉愉，上下绥泰，乐生兴事，民用富庶"（崔敦礼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督捕茶商军，整日从事于兵车羽檄之间，略无少暇，迅速讨平茶民暴动。淳熙七年在湖南创置"飞虎军"，"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宋史·辛弃疾传》）。辛弃疾希望国富兵强，再图恢复大计。但南宋统治集团昏庸腐败，他的改革与整顿，"不为众人所容"，终于于淳熙八年受革职处分，而退隐。

    辛弃疾从淳熙九年以后，除了绍熙三年(1192)至五年曾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前后18年，一直隐居在江西上饶城外的带湖和铅山东北与上饶邻接的期思渡旁边的瓢泉二地。"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这位曾经理繁治剧的封疆大吏，退隐时年仅42岁。闲置无事，虽然善于自我开解，但是，"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水调歌头〕"白日射金阙"），在无可奈何之时，一种莫名的寂寞之感却常常难以排遣。"平生塞北江南"，"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饥鼠"）。即使在睡梦中，辛弃疾也还"挑灯看剑"，希望重返前线，为君王完成统一中原的伟大事业。淳熙十五年(1188)，辛弃疾曾在瓢泉附近的鹅湖寺约会爱国志士陈亮。辛、陈二人在鹅湖十日，"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共商恢复大计。这就是继朱熹、陆九渊之后又一次著名的"鹅湖之会"。会后，辛、陈二人彼此唱和，写下〔贺新郎〕词数阕，表达了"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坚贞志操。

    嘉泰三年(1203)，辛弃疾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这时他已经64岁了。此时，在金国北部的蒙古族势力逐渐强大，金国受到严重威胁，对北方各族人民的掠夺、压迫也更加残酷。太行山东西以及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人民纷纷奋起反抗。辛弃疾认为，南宋政府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充实国力，然后出兵北伐。但是，宰相韩侘胄把持朝政，只想侥幸求逞，不愿认真准备。韩侘胄想利用辛弃疾的名望，曾派他到镇江做知府。到任后，辛弃疾预制10000套军服，计划招募10000名兵丁，练一支队伍为渡淮击敌之用。不久，辛弃疾却被调离，并受到弹劾，恢复之计仍然行不通。开禧元年(1205)秋，辛弃疾失望地从镇江回到铅山。二年五月，宋廷正式发布北伐命令，各路军队在韩□胄的指挥下遭到惨败。十二月，宋廷向金国求和。开禧三年秋，金人以索取韩侘胄的首级为议和条件。韩大怒，再次对金用兵，并想请辛弃疾出山声援，而诏命到达铅山之日，辛弃疾病已沉重。九月十日，这位忠诚的爱国者，终于"抱恨入地"，赍志以殁。

    总结起来，归南后40余年间，辛弃疾或赋闲散居，或沉沦下僚，不得尽其才。"一腔忠愤，无处发泄"，不得不"自诡放浪林泉，从老农学稼"，借歌词为陶写之具。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一世之豪"，被迫过着"宜醉宜游宜睡"，"管竹管山管水"(〔西江月〕"万事云烟忽过")的无聊生活。然而，也正是这一特定的遭遇，使他成为一代词宗。